访台湾作家骆以军 大瘟疫揭示 内心最灰暗真相

来自 / 联合早报
文 / 陈宇昕

在冠状病毒大瘟疫中写作,台湾作家骆以军说:“世界发生的这一切,太让人痛苦了,鲁迅、沈从文、张爱玲,他们在100年前绘下的那心灵痛苦,如今还是一样,像老昆德拉说的‘永劫回归’。但大瘟疫像是给人们这些分崩离析、神形俱裂,带来内心最灰暗的真相。”

台湾小说家骆以军沉寂了一年。

生病,卷入文坛关于写作伦理的风波,随后关闭面簿……骆以军仍在写小说,仍信仰小说,只是那件事深层改变了他对陌生人的信任,让他身心俱疲。

不过去年12月他重开面簿,透露正在写作新的长篇,只不过他不再似从前活跃,不再出现《小儿子》《计程车司机》里那些好玩、生活化的文字……

边写作边对抗疾病

过去十几二十年,骆以军习惯每天到咖啡馆写作,故有文青会向往台北逛咖啡馆的时候会不小心碰到传奇的骆以军,感觉有点浪漫。不过对骆以军来说却有个实际的考量,因为写作时他必须吸烟,所以必须找个合适的地点。

这两年骆以军不去咖啡馆了,而是躲去小旅馆,每次写个三小时左右。

写作中的长篇小说目前定名为《爱在瘟疫蔓延时》,原定今年3月交稿,不过因为身体状态不好,骆以军又跟出版社延了两个月,应该会在明年初出版。

在冠状病毒这场大瘟疫中写作,骆以军选择马尔克斯名著之题来为新作命名。

糖尿病、椎间盘突出、精神压力,骆以军边写作边对抗疾病,他透露病魔甚至已经侵害到“连大脑感觉也退化了”。不过相比起目前这场远未平息的瘟疫,骆以军感叹个人的经历简直微不足道。

他说:“世界发生的这一切,太让人痛苦了,比起来个人的事颇微不足道。这几年的痛苦,确实会让人觉得‘过去100年的文明之梦,全是白搭吗’?鲁迅、沈从文、张爱玲,他们在100年前绘下的那心灵痛苦,如今还是一样,像老昆德拉说的‘永劫回归’。但大瘟疫像是给人们这些分崩离析、神形俱裂,带来内心最灰暗的真相。”

瘟疫对文明大摧毁

往往只有在危机发生时,才会凸显人性最晦暗的一面。小说家永远要戮力揭露,邀请读者直面暗影,希望能够得到反思。

疫情中,骆以军发现,人们把各自的城门关闭,神经质地害怕“破口”出现,甚至让“慷慨、拥抱、赫拉巴尔式的‘挨挤到人群中,分享感觉’”等等善意姿态,都可能“变成死亡降临的威胁”。

过去一年,我们像看股市一样地观望全球冠病确诊、死亡、复原等等数字,从最初的因陌生而害怕,到习惯成自然,再突然意识到失控就快爆炸毁灭,每个阶段,人的反应都不一样。

骆以军感叹:“每天在新闻看着全球‘染疫人数和死亡地图’,同情心和哀悯这种古老的美德,变得非常苍白,看清楚自己只是非常小的一个个体。我不知道,但我很痛苦于,有时人们非常神经质于‘病毒侵入我们这边了’(但确实我和妻儿也都惘惘的很害怕),会莫名其妙的刻薄和讪笑。但同时你又看到那些人(譬如最近的印度),医疗崩溃时在医院痛哭、哀求,或医护人员崩溃哭泣的地狱之景。一种部落主义,或说是前些年莫名其妙流行的‘丧尸电影’,好像如此简单的进入人们的‘感觉的单一’。”

甚至是一场文明危机:“大瘟疫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摧毁。确实这瘟疫之后,你感觉种族歧视、仇恨、暴力似乎更容易被动员,也许我们又得花很长的时间,重拾文明的碎片。”

对骆以军来说,过去一年的冠病危机,就像是一场“超现实梦境”,彻底改变很多事情,自己每天也都在天人交战,纠结于什么事情是谁的责任,怎么做才算正确,很想做些什么,却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做不到,焦躁难安。

“你发觉自己根本很渺小,依托于这个‘公卫’(公共卫生)严控的体系,一摆烂你也会在大批死去的人中一起死去;一方面你又哀不能抑,好像这100多年,世界变成如今这样,那些波拉尼奥笔下,阿兹特克人的灭绝,似乎是我们站立其上的这个西方文明,几百年前把当时的‘落后地区’人们未来的美好生活,或文明之梦,预支提领光了。这一切要反思、修补、同情、厘清‘为何百年孤寂’,好像更遥遥无期了。”

为何百年孤寂?这问题怎么可能三言两语解说。所以我们需要小说,需要长时间专注阅读理解思考辩论。

骆以军每每以他浩瀚的语言文字,告诉读者简单之不可能,让读者不安,刺激读者思考,毕竟一切是那么繁复,千丝万缕,像无穷尽的俄罗斯娃娃,每条小径都有岔路的花园,是量子力学的概率性宇宙观,无远弗届。

创作现代版《十日谈》

在今年初的一次访谈中,骆以军透露创作中的小说是“薄伽丘《十日谈》的现代版”,小说里有一群人因瘟疫而躲在溪谷,其他人类则已因瘟疫灭绝。意识到已经有不少小说、漫画与电影触及人类灭绝剩下最后遗族的构想,骆以军当时表示自己要“很小心绕开玛格丽特·爱特伍的《末世男女》”。

薄伽丘《十日谈》创作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,小说的大背景就是让中世纪欧洲深陷地狱的黑死病危机,那样尸横遍野的恐怖时代。因此冠病危机期间,不少作家、媒体的推荐书单里,都有《十日谈》在列。

骆以军透露,其实他也是去年才真正阅读这本经典。

关于类似这样几个人围起来讲故事的经典作品,骆以军说,他与他的同代人最先阅读到的其实是卡尔维诺《命运交织的城堡》。这本小说以塔罗牌为叙事创意,“用各张牌上譬如主教、塔、倒悬者、皇后、战车、月亮,加上杯、币、棍、剑各不同数字的占卜含义,形成‘说故事的恶魔机器’。”

对骆以军来说,薄伽丘《十日谈》读起来,“很像八卦杂志,或YouTube上看那种‘三分钟看完一部经典电影’,然后连看几十个这样简缩版的‘人类在挨挤的关系里,各种欺诈、报应、善恶伦理、男女艳情’的20年前港片。但可想这种像咏春拳的,带着世井、小商人、男欢女爱、真假狎促的故事群,多么让刚经历过黑死病、大瘟疫,整片死灭的欧洲人,感到神根本弃我们而去,这些‘人类的渣’,多么让他们感受到气味、紊乱的生活颜色。”

有人认为,如今的小说,又回到传统说故事的时代,越来越难看到卡尔维诺式叙事实验的前卫精神,同时影视化改编的诱惑越来越大。故事就只是故事而已吗?要如何让上面谈到的那些八卦闲谈,令人眼花缭乱看似微不足道的凡尘琐事,从“故事”成为“小说”?这便是骆以军这代小说家立志实践的艰辛艺术道路。

他说:“人类灭绝最后遁入山谷的这十个男女,我让他们说故事,但最后是‘小说’而非‘故事’,就是我这代的所谓‘专业小说家’,其实要控制小说高度专注力的书写,最后都有种神经质的‘宅’(黄锦树说的‘内向世代’),就是真实生活里,其实很像朱天文的《巫言》,或童伟格《西北雨》那被惩罚而失语的‘我’。”

小说家面对“强大”对手

说故事的时代,是因为故事比以往多了吗?

小说家阎连科曾感叹,每天翻开中国的新闻,随便一件小事都比小说家的创造更离奇更魔幻。或许是因为媒体太发达,资讯更新太快,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,却又无法事事关心。资讯爆炸的同时,人们却又隐隐然感觉到某种经验匮乏的危机。这又是为什么?

骆以军感叹:“其实根本没有那种哗哗哗撒豆子的,认识那么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。我身边认识的创作者,都有种某个意义上的流浪汉,边缘人之貌。某个部分来说,每天的新闻铺天盖地(极至所能的戏剧化)、八卦媒体、网路视频,已经把‘故事’(或《十日谈》中的那种故事),席卷而去,产生疲惫。想想各种律师的、医院的、鉴定科的、经纪人的、黑帮的、最高层政客的、太空人的,各种美剧,都多强啊,他们的编剧群,都是戏剧所的高才生啊,熟读莎士比亚或品特啊,什么男女关系、背叛、经纪关系、权谋、悲剧,玩到九层浮屠啊。”

面对“强大”的对手,小说家就只能回到隔离的空间,直面孤独,继续书写,打磨小说技艺,尽一位小说家的义务。

日常的隔离

骆以军长篇小说《西夏旅馆》(左起)《女儿》《匡超人》。(互联网)
疫情之下,许多人被隔离,被限制出行,因而焦虑不安,但这却是骆以军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日常。

“所谓的封锁,其实颇相合。”

说是沉寂了一年,其实也没有,因为书写仍在继续,小说仍在继续。

作为当代华文小说最受瞩目的长篇小说创作者,骆以军交出了《遣悲怀》《西夏旅馆》《女儿》《匡超人》《明朝》等一部又一部长篇作品,从当下写到远古潜回梦境再出发前往宇宙浪游。长篇小说被高度重视的同时,骆以军其实也从未停止短篇小说的创作。从早期得奖的《手枪王》,备受读者喜爱的《降生十二星座》,其后2012年至2018年他也参与哲学家杨凯麟发起的“字母会”,以26个英文字母对应26个哲学词条创作短篇小说,涉及广泛且深入的议题。

这次早报文学节邀请骆以军演讲,他给出讲题“生命中某些微小、神秘的时光”,分享三个(当然不止三个)发生在自己身上,既真实又奇幻的故事,“或也因此反射出这个时代,某些短篇小说的创造与突围”。

这次访问,骆以军也谈及短篇小说与写作技艺等,内容将在6月4日《文艺城》刊登,敬请留意。

早报文学节2021
文学讲堂 —— 诗与小说及远方

讲题:生命中某些微小、神秘的时光
主讲:骆以军
日期:6月5日(星期六)
时间:下午4时至5时30分
主持:谢裕民

可到下列面簿观看讲座直播:
联合早报面簿:facebook.com/zaobaosg
新加坡书展面簿:facebook.com/sgbookfairy

源自:《联合早报》